司法最终解决原则的法律效果在于，通过对纠纷的终局性裁判给类似案件提供了可预测性裁判后果，帮助人们确立依赖司法裁判机制解决纠纷的司法理念和诉讼观念、司法信用，为法院确立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提供观念基础。

《决定》同样以时不待我的紧迫感对待法治中国建设，提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

对这种显然违宪和违法的行为，却没有机构来审查和制止。{1}第47条激发社会组织活力。{2}43 通过强化权力运行制约监督，防范权力异化，使权力真正为人民服务，以此提升党的公信力、政府公信力、司法公信力。{1}第17条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1}第2条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1}第21条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2004年，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正式确立了法治政府原理，并提出201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试以知识产权为例： 其一，古典知识产权的理想对象是长时段创作的智力成果，而信息资本主义的典型对象却是短时段的讯息。

(19)围绕知识与信息私有化展开的信息公共领域斗争，包括自由文化、创造性的共同体、公共科学图书馆、开放源软件运动、世界贸易组织对影视作品规定的文化例外条款、可获得的廉价药品等。如果说风险时代为法律带来施米特式的决断论危险，在速度时代，法律则陷入与代码同化的危险。晚近以来，自由主义法范式与福利国家法范式的双重危机，也可视为信息时代法律规范性危机的延伸。拒绝公共领域的抽象政治，提倡个人的政治。

通过将悖论放置到一个连续性运作的法律系统之中，通过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延展，通过设定悖论的时限，通过展开悖论与转移悖论，由此形成一个自我指涉、自我繁衍的法律空间。⑩必须提供新东西，其压力来自各大功能系统的加速动力，这些功能系统让社会持续面对新问题。

一般的全球宪法想象指向所谓的世界政府、世界议会和全球治理，多以民族国家的传统意象来构想世界宪法，而其他方案，则要么在传统的宪法主体之外加上诸如国际组织、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全球公民等更多主体，要么则在政治权力之外，把经济权力也作为宪法规制的对象。［英］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第326－327页。另外，还包括27亿部手机、13亿部固定电话、2700万台数据服务器和8000万台掌上电脑。参见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16－19页。

(22)民族国家法律建基在主权监控的线性治理术之上，围绕贯穿于中央—地方的官僚主义法律体系展开，而在全球信息化秩序下，法律运作更多以非线性、不连续、脱域化的内嵌形式呈现，它超越了古典法理学的位阶因果律，演化为自创生的自我因果律(self-causality)。(48)现代时间结构的特性包括：过去/未来图式、世界时间的制式化、加速、同时性向不同时者扩张等。鲁曼进一步提出疑问，契约在今天是否还能提供一种法律形式，以将未来的不明确性转化成当下所保证的明确性？参见［德］鲁曼：《对现代的观察》，第172－173、188页。(31)［德］托依布纳：《魔阵·剥削·异化：托依布纳法律社会学文集》，第170页。

他还指出，时间与空间的分离及其重新组合，导致现代时间—空间的分区制，导致社会体系的脱域(disembedding)。后风险社会的到来，既使当代法律变为一个风险性系统，也使当代法律陷入与代码同化的危险。

(40)随着信息沟通的容量、复杂性、储存能力及速度的增加，法律的时空关系变得深不可测，进而取决于观察者的速度、加速或减速。而在全球信息化秩序下，死亡则成为创新的同义词，成为法律系统日常运作的对象。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的信息化重组过程，正将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参见［德］贝克：《风险社会》，何博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7页。⑨信息的本质已经超出正确/错误、论说/非论说的维度，必须提供新东西，这已成为信息资本再生产的内在要求。这样一台超级虚拟计算机，其所有晶体管数量高达10万万亿支。近代法律的财产观念预设了自然与客体的先验性，自然有待于人类的劳动与立法过程，从而纳入人—物—债这样的古典民法结构。一方面，现代经济不断制造替换花费掉的货币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不断制造以新信息替换冗余信息的需求。

(52)信息的高度普遍化是其高度内在化的结果，而信息的高度内在化又是其高度抽象化的结果。③民族国家的领土疆界正在失效，信息不再受到主权边界的有效控制，这种全面互联的信息网络深刻改变了传统的社会与经济模式，在这一背景下，当代法律、金融与贸易体制也随之改变。

冲突的根源不再是领土分化，而更多呈现为特定议题的分化。当代知识产权则关注信息价值的维度，依赖于实时和代码的运作。

(43)传统法的集体与近现代法的个人意象全都消失了，主体自我反思的可能性被内爆为系统信息沟通的瞬时性。(46) 第三，工业革命时期法律权利的解放与批判功能，主要围绕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围绕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运动展开，但在全球信息化秩序中，过去那种有形的物质占有与剥夺，被无形的信息权力所取代，传统法律权利在这种平面化的匿名系统中丧失了批判能力。

自我生效的合同(无需国家法的合同)表面上是一种悖论，但对于这一悖论的去悖论过程，正是新型法律全球化的动力所在。与此同时，代码也成为政府的规制工具，通过代码的编写，政府可以间接地实现规制目标，并通常可以避免直接规制所造成的政治后果。这两种新的时间形式对时钟时间构成了重大挑战，当然，在冰川时间与瞬时时间两者之间也存在深刻的冲突。参见［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5页。

参见［英］斯科特·拉什、约翰·厄里：《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王之光、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27－339页。但是，这与当代互联网革命以及信息全球化趋势格格不入。

全球分化产生的系统间冲突(所谓的全球法片段化)，已经不能根据德国民法典式的学理统一化、凯尔森式的规范等级结构或者全球性司法的等级管辖制度予以解决。它不再依赖主体理性、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这些概念建构实践框架，转而依赖于系统自身的动态运作。

其次，传统宪法通过事实性与规范性的区分，借助规范性解释的弹性空间来调整与事实性的关系，从而避免法律的过度形式化。企业、资产、市值、资本这些传统概念都正经历更新，信息资本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也再出现合流，因为它们共同涉及虚拟性、未来性与衍生性这些特征。

(39)参见［德］鲁曼：《社会中的法》，第617－621页。再进入的法律反思机制，是全球法自我创生的另一动力。法律系统是纯粹的信息沟通，法律沟通连接进一步的法律沟通。如果说前现代法是诗性的，指向命运。

(24)配置和重新配置因特网的控制工具——路由器——的权力。(25)这些机制既要释放不同社会系统的代码，又要对它们进行审查与约束，进而将它们转译为可普遍化的法律原则。

而到了全球信息化时代，时间最终征服空间，法律不再是机械性的规则框架，而成为自主运作的时间性系统。(二)古典法律时间的终结与法律自我创生 在前现代时期，空间统治时间成为法律秩序建构的核心原则，贵族/城市的优越位置使其成为法律秩序的中心。

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基于经济合理性的标准合同就与世界卫生组织基于卫生系统的健康原则以及世界人权法领域的道德原则以及全球环保领域的绿色原则产生了冲突。参见［德］鲁曼：《大众媒体的实在》，胡育祥、陈逸淳译，左岸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